宋毅军，1957年3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原副巡视员。

主要从事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实践研究工作。参加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回忆邓小平》、《回忆军事家邓小平》，均任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年谱》、《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等。撰写《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中的《邓小平》。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军事生涯》的总撰稿。著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邓小平之路》、《邓小平与抗日战争》、《毛泽东与彭德怀》。发表研究文章数十篇。

宋毅军博士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义无反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的文章中，突出展现了红二方面军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为策应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推动红二方面军北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作出的历史贡献。

阅读此文后深深地感到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带领下奋勇前进、精诚团结，被他们不怕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染。由衷地敬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数的革命先烈。现将此文予以印发给大家，以供了解张家界的的革命历史，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毛泽东认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红二方面军的赞助”，所以，“要写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朱德认为，“二方面军始终是好的，听指挥的”；“在会合（和四方面军）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二方面军拥护中央，迫使他（指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邓小平提出：“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综上所述，红军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不仅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从而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这是红二方面军为长征胜利所作出的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

 说到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撤离湖南桑植县，直至1936年10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就要回溯被周恩来称之为“探路”的红6军团先遣西征。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决定：新组建的“6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8月7日，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率领红6军团9700人开始西征。经过艰苦转战，于10月24日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等所率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称呼）胜利会师。26日，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红6军团西征不仅冲破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而且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先遣探路的任务。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突围长征。红2、6军团一面向湘西北发动攻势，一面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

转战乌蒙

1935年11月4日，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以贺龙为主席的军委分会，在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龙堰峪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刘家坪会议），着重讨论为粉碎强敌“围剿”，是否进行两军团转移问题。会议传达了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张国焘）指示电精神，最后决定转移到外线即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寻求建立新根据地。

11月19日，红2、6军团主力由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和瑞塔铺镇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两军团声东击西直下湖南中部，调动敌人以后向西急进湘黔边地区。但由于关键的便水战斗失利等原因，被迫放弃原定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1936年1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部进入黔东山城石阡。期间，任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纲领。19日，省委和军分会又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石阡会议），根据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指示电，贺任关等率部撤离石阡，于2月2日进占贵州西部黔西县城。

2月5日，任弼时主持会议（又称黔西会议），决定立即在黔大毕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根据地。为此，任、关等率6军团机关等西向大定（现大方县）、毕节；贺、萧等率2军团主力等阻击来犯之敌。两军团在黔大毕地区活动虽然只有20多天，但是影响广泛而深远。一是建立了革命政权，宣布成立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二是成立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三是贯彻民族政策，打击土豪劣绅。四是开展扩红。两军团扩红5千多人。萧克说这是“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被两军团指战员称为长征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强敌齐头并进，抢占黔西，进逼大定、毕节，省委和军分会决定主动放弃毕节，进行第二次战略转进。

两军团原来准备到“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地区，但由于敌军堵截，两军团领导在赫章野马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西进入乌蒙山区。黔滇边的乌蒙山是贵州的乌江、南北盘江和云南的牛栏江的分水岭，逶迤千里，群峰壁立，气势磅礴。红军虽可利用山险回旋转战，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三月春寒，岩崖上峡谷里冰雪未消。两军团在赫章、威宁、镇雄和昭通、彝良一带回旋转战，伺机突出重围。

3月8日，两军团西进到奎香，敌樊崧甫纵队追来。总指挥部令第4、17两师从奎香、寸田坝折返50华里，在以则河地区杀一个回马枪，伏击樊部，歼其先头两个连后，二进奎香。接着向滇东北的镇雄前进，伺机南下到安顺地区。敌下令将追兵全部东调，企图前堵后追将红军消灭在镇雄西南的大山中。3月12日，敌万耀煌纵队3个师已先期到达镇雄，万亲率后梯队第13师也向镇雄集中。总指挥部抓住战机，在则章坝伏击万部，该部急忙收缩，在镇雄的万部和郝梦龄纵队赶来援救。红军虽歼敌两个连，但没有打开南进的道路。当晚，在折向西进途中又与从威宁北上的郭汝栋纵队的前卫遭遇，部队被包围在南北30里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风餐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

贺、任、关等冷静分析，认为敌主力东调，南面兵力必然减少，立即紧急动员，减轻辎重，丢弃驮担和重装备，从郭、万两纵队结合部突出，三进奎香，而后乘虚南进。23日，在云南宣威城北的来宾铺击退滇军两个旅，沿乌蒙山东麓直趋滇东，28、29日，两军团先后进占黔西南盘县、亦资孔地区，到达南、北盘江之间。至此，两军团历时1个月，转战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宣告胜利结束。对于两军团这次机动灵活的乌蒙山大回旋战，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有着相似经历的毛泽东后来肯定道：“2、6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他还比较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2、6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

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后，贺、任、关等认为此地物产丰富，敌力量较弱，拟定在此建立新根据地。29日，贺、任、关致电：鉴于“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30日“朱、张”复电：“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贺、任、关等着眼全局，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这是两军团长征途中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弃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4月2日，贺、任、关等率部分两路过平彝，占寻甸，进入滇中。朱德等电贺：“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黔滇，万里转战的我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两军团顺利渡过金沙江，翻过玉龙雪山，于5月1日抵达滇西北高原海拔3千多米的中甸。云南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就在这里。贺、任、关等与寺僧会面，言明红军宗旨，派部队保护寺院经堂，喇嘛们也以礼相待。贺龙特意手书“兴盛番族”的锦幛赠归化寺留念（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时颁发布告，说明红军“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5月3日，两军团集结中甸附近后，当即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任弼时报告全国政治形势；关向应总结了从刘家坪等地开始长征到中甸以来的工作；同时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教育。随后，兵分两路北进甘孜。

此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虽然因为张国焘阻挠和两军团中断了联系，但却十分关切两军团。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进行秘密谈判时，就谈到全国红军要集中河北的问题，商定红2、6军团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时，张可以从中斡旋。与此同时，他们在给朱德、张国焘转任弼时等人电报中，多次把两军团称为二方面军。如5月20日、25日、6月19日、7月1日电报。

并肩北上

7月1日，贺、任、关等两军团将士齐集甘孜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受到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2日，在甘孜举行庆祝会师盛大联欢会。中共中央电贺：“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祖国革命的大本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5日，中革军委颁发命令：“决以2军、6军、32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2军军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2军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6军军长，王震为政治委员”。罗炳辉为32军军长，袁任远为政治委员。

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和任、贺、关等秉烛长谈，介绍张国焘拥兵自重，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等分裂活动的斗争经过，任、贺、关等心中有数了，采取了从斗争中争取团结的正确举措：

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继续攻击党中央及一方面军做法。对张派“工作团”送来攻击党中央及一方面军，诽谤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文件和材料，任、贺、关等告诫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宣传。送来的材料除保留一份外，其余全部烧掉。

二是坚决抵制张国焘分化两军团的企图。对张要调换两军团首长另派政委，并要任弼时离开的提议，被任顶了回去。

三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两军团的企图。贺龙回忆：张派人向任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张要召开党的会议，“任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把张顶回去。……党的会没有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弼时、向应和我讨论如何对付。任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开成。”任于1937年3月说：“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在这段时间里，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在张国焘心目中，任原是一个“富有青年气味”的“小弟弟”，此时他觉得任“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

在庆祝会师的大会上，任弼时代表二方面军旗帜鲜明地表态：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贺龙则对张国焘诙谐地悄声说：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搞分裂，我们讲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徐向前回忆：任“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随后，两个方面军分3路先后出动：任则遵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随红军总部和朱、张一起行动。在过草地时，任分别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四方面军领导人交谈，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与此同时，贺、任、关等在同党中央的联络中也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7月10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共产国际代表）、张闻天、毛泽东等：“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我已取得特立（张国焘）、玉阶（朱德）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电报还向中央报告：两军会合后“部队战斗情绪极高”，对“党内争论问题尚未讨论”，但是“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

对任的建议，党中央极为重视，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告四方面军：“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俟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7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的意见对推动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起了重要作用。

从甘孜到阿坝是茫茫草地，一望无垠，杳无人烟。行抵阿坝时，部队开始断粮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走在左纵队后面的二方面军连野菜都难于找到，只好把身上的皮带，帽檐上甚至草鞋上的牛皮收集起来，割碎、煮熟用来果腹。饥饿、疲惫、风雨雪雹交替出现折磨着指战员，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如7月2日的一场雨雪，仅6师死亡人数就达140人！

7月下旬，两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一带。党中央于8月1日来电表示“无限欣慰”。朱、张、任电复党中央：“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对此，中共中央8月3日复电兴奋地宽慰：“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完全是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陈云于1937年6月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称赞道：二方面军弼时同志等“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弟兄，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邓小平在时隔39年后曾给予高度评价。1975年9月1日，邓小平在同话剧《万水千山》剧本创作人员的谈话中提出了7条指导意见，第1条就“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写得不够”。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以后，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显然，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正确进行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活动的斗争，推动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促进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这是二方面军在最后3个月的继续长征中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三军会师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8月5日，西北局救济寺会议通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四方面军从包座地区向甘南挺进，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二方面军作为策应到哈达铺后，向礼县、西和、徽县、两当、略阳地区发展。

大计已定，会师指日可待。任弼时于8月9日写长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等：“……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8月16日贺龙等复电：信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二方面军领导人为了党和红军团结，拳拳此心，彪炳史册!

正当中共中央派聂荣臻率部南下迎接两方面军北上时，张国焘又企图改变与党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合。8月22日，他向毛泽东等提出主力准备在永靖西渡黄河，27日，党中央来电制止，并于30日提出9至11月三个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准备三军协同，在甘南消灭和打击国民党军。

为此，刚离开西北局回到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等，于9月8日在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立即出动，以保证党中央赋予的“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刘伯承也到二方面军和任、贺、关等一起工作。13日、14日，林育英、毛泽东等先后联名电朱、张、任，恳切地希望“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根据党中央战略计划，贺、任、关刘等率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按计划挺进，至19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及凤县，以徽县为中心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


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先是在9月18日的岷州会议上再次提出西渡黄河，然后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西北部意见，被朱德、陈昌浩等否定后，21日又到漳县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驻地，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制定的《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战役计划》。

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使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的二方面军难于容忍。9月19日，贺、任、刘关致电党中央，建议由朱德等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党中央当即回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决定：“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21日夜，贺、任、关刘立即致电表示拥护：一是讲静会战役计划不仅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二是表示，“我们同意毛、周、彭所提议六个军委主席团组织，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三是建议：为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我们拟以6军全部策应你们，并“号召全体庆贺一、二、四方面军之大会合”。在党中央明令制止和自然条件极为不利情况下，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计划，不得不最终北上。

但是，由于张国焘率军西撤主张和行动拖延了时间，使国民党军乘机调整部署：从南北两面进逼威胁成徽两康地区，使二方面军腹背受敌，陷于孤军作战危险境地。根据10月3日毛泽东等关于“宜乘胡敌尚未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的急电，任、贺、刘、关等决定放弃成徽两康地区，率部分左右两纵队经盐关、天水以西北移。

这时，三个方面军已经形成将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合之势，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解释原因：这是“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红二方面军的赞助”等。10月8日，四方面军一部在会宁县与一方面军会师；21日，贺、任、关、刘等率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隆德平丰镇与左权、聂荣臻等一方面军1军团领导人会合，党中央及军委宣布：“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22日，两个方面军部队在将台堡召开会师大会。一方面军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二方面军同志对张（国焘）不满，与一方面军甚谊”，虽然连日作战，“部队非常疲劳，体力差，病员很多，但会合后情绪很高”。

从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等率6军团自湘赣突围西征拉开红军长征序幕开始，之后和贺龙所部会合在湘鄂川黔创建新的根据地，并肩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两军团携手长途远征，到1936年10月三方面军大会师，前后历时2年零3个月。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省，胜利结束时仍保持约1万多人。所以，三军会师前，毛泽东等就电贺：“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会师以后，毛泽东还赞不绝口：“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强调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这也是对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发挥的突出而又独特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